细化民营经济促进法，为民企戴上法治“护身符”

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发布《关于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通过五方面25条细化举措，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以下简称“民营经济促进法”）中原则性、框架性的制度安排转化为具体可操作的办案规则和司法路径。

《指导意见》直接面向企业在经营中遇到的痛点和司法实践中的难点，旨在让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不仅在纸面上得到保障，更能在实际纠纷中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济。

在产权保护与权利救济方面，民营经济促进法强调平等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合法权益，反对违法查封、扣押、冻结等行为，但表述以“应当”“不得”为主，属于底线性原则。《指导意见》则在执行细节上作了明确，要求对涉民营企业产权案件依法纠正错案，防止机械适用法律导致侵权；对于查封、扣押、冻结财产，要严格审查必要性和比例性，并在条件具备时及时解除。这让企业在面对司法措施时，能够提前预判可能带来的影响，也可以依法提出针对性的救济申请。

在防范和纠正拖欠账款方面，民营经济促进法要求建立防止拖欠机制，明确账款支付的法律责任。《指导意见》提出，对拖欠案件要开通“快立、快保、快审、快执”绿色通道，条件具备的可以先予执行或诉前财产保全，并参考既有司法解释和地方经验形成固定做法。这一安排，使追索欠款的过程更为高效顺畅，减少了资金占用时间，也在制度上提高了恶意拖欠的代价，从源头上促使经营主体更加重视按约履行义务。

在投融资保障方面，民营经济促进法提出要平等授信，规范抽贷、断贷、压贷行为，拓展抵质押物范围，推动信用信息共享。《指导意见》则明确提出，落实民法典关于功能担保的规定，支持在供应链、产业链场景下拓展新型担保，依法确认非典型担保的法律效力；健全信用信息归集共享并与有关部门及时修复信用；规范金融机构单方面增加放贷条件、中止或提前收回贷款的行为；依法规制高利贷、砍头息等违法放贷行为，推动普惠金融供给和服务优化。这些措施为民营企业拓宽了可用于融资的资产范围，也减少了融资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冲击，让企业在出现一次性风险后能够更快恢复正常经营。

在科技创新成果保护方面，民营经济促进法鼓励民营企业参与研发、标准制定和知识产权保护，并提出加大侵权惩罚力度。《指导意见》进一步明确，在涉企知识产权案件中，要研究制定惩罚性赔偿适用的指导意见，完善裁判规则、细化认定标准，并通过发布典型案例统一裁判尺度，统筹批量案件的审理。这些措施，既能提高侵权成本，增强对创新成果的保护力度，也能让企业在维权前对胜算、周期、成本有较明确的预判，从而更有信心在关键领域持续投入研发。

在执行环节，民营经济促进法要求对违法查封、扣押、冻结提供救济，并建立信用修复机制，避免一刀切式的限制措施。《指导意见》在此基础上，引入了“活封活扣”等柔性保全方式，强调不得超权限、超范围、超数额、超时限地采取保全措施，要求优先选择对企业生产经营影响最小的财产执行；同时建立失信惩戒分级分类制度，区分恶意逃避履行与暂时无力履行，在履行义务后及时出具信用修复证明，并推动跨部门互认。这样的安排，可以在实现债权人权益的同时，尽量降低对企业持续经营的冲击，让执行成为经济秩序的保障，而不是阻断。

在涉外与跨区域民营企业的司法保护方面，民营经济促进法提出要平等对待涉外民营企业，支持其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等国际合作。《指导意见》则完善了国际商事法庭的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发布当事人约定管辖、选择域外法的指导性案例，健全涉外管辖、送达、域外法查明等规则，并探索小额涉外纠纷快审快办机制。这对于在境外开展业务的民营企业而言，不仅提供了可依赖的国内司法保障，还通过缩短跨境争议处理周期，降低了诉讼和执行的成本，使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更有底气维护自身权益。

在公司治理与市场退出方面，民营经济促进法强调优化治理结构和规范经营退出的总体方向。《指导意见》进一步提出，法官可在审理过程中运用释明权，引导当事人通过股权转让、回购、减资、分立等方式化解矛盾，同时严格法人财产独立性，追究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滥用支配地位的责任，并保障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在劳动用工领域，还要求统一裁判标准，完善仲裁与诉讼衔接，并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争议的典型案例。这些做法，使案件审结后，企业不只是停止争端，还能够在司法推动下恢复正常运转、摆脱经营困境。

总体来看，《指导意见》的核心作用，在于把民营经济促进法确立的原则性规定转化为在司法实践中直接适用的规则和路径。这些细化举措，不仅回应了民营企业的现实关切，也通过稳定预期、降低不确定性，为经营主体增强信心、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